“B超”大比武 原来是这样

 

著名医史学家亨利·西格里斯博士曾经说过：“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：医师和病员，或者更广泛地说，医学团体和社会，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”。这段话精辟地说明，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医疗活动，必然存在医患关系。而且，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以及医疗服务的日趋复杂，医患关系的内涵也随之扩大，所谓“医”不仅指提供医疗服务的医务人员，还包括服务的载体医疗机构；所谓“患”也超出了患者本人，还要包括患者的社会关系比如家属。“一人得病全家忙”以及“院长最大的头疼是医疗纠纷”，就是目前医患关系复杂性的生动写照。

9月16日，在我院的B超室里，26岁的邓女士正在接受妇科超声检查，诊断结果为子宫、附件未见明显异常，宫腔内未见节育环影。然而，一个月前因经期腹部疼痛不适，在当地一家医院B超检查“节育环移位、宫腔粘连”，并在该院妇科接受了节育环取出术。可术后一个月，经期腹部依然疼痛，又前往该院诊疗，经B超检查，医生称宫腔节育环存在且移位，建议到妇科“再次”将“节育环”取出。这突如其来的诊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难道真的是节育环和周围粘连上次没取出来？还是B超检查有误？还是……

无独有偶，19岁的一位花季少女，在偷食禁果大约一月后，感觉小腹不适，到市内一民营医院就诊，B超检查后被告知“宫外孕”，须马上住院进行手术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，这样残酷的“现实”令其难以接受，将信将疑的她和男友商量，最后决定再找一家公立医院检查。便于次日到我院经B超检查，结果系宫内早孕，排出了宫外孕。缘何两家医院B超诊断结果相差如此甚远？难道是B超机器不一样？还是医务人员的诊疗水平有限？还是……其中玄机值得深思，耐人寻味。

　　在医生面前，患者几乎没有发言权。事实上，该吃多少药、吃什么药，该不该住院、该住多长时间，该不该动手术、该采用哪种手术方案，不可能有“标准答案”，不同的医生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诊断，他们也应该有处方上的“自由裁量权”。从法律角度讲，很难确认医生有多开药等方面的“主观故意”，也很难找到其坑害患者的证据，也就是说，医生在很大程度上干的是“良心活”，他们是否依医行事，主要取决于职业道德——医德。

　　“医者父母心”。为医之道，重在医德，德高方能望重。人们尊敬并信任医生，景仰并呼唤医德。因为，医德朴素而崇高，平凡而伟大，是社会道德的核心部分。诚信乃医德之基。诚信缺失，医德便无从谈起。医院是否存在过度医疗和医疗欺诈，自有相关部门去判断“认证”，笔者不敢妄加揣测。但是，毋庸讳言，如今的医疗市场确实存在过度医疗和医疗欺诈行为。个别医务人员，为了赚取高昂的医疗费用，不顾医德，在患者就医过程中，利用手中的医疗资源，明目张胆地把欺诈的黑手伸向无辜的患者……如此行为，影响恶劣，贻害深远。它给患者带来了双重痛苦，一种是经济上的，一种是身体上的，同时也扰乱了正常的医疗秩序。

医者能珍视诚信，呵护医德，发扬应有的救死扶伤精神，将“白衣天使”这一神圣称号装扮得更加绚烂多姿沁人心脾。更期望有关部门多为患者考虑，加大监管力度，制定出针对“医疗欺诈”的相关法规，给“医疗欺诈”亮起红灯。规范医疗市场，依法斩断医疗黑手，让不法分子无机可乘，让患者可以放心地到任何一家医院看病就医。

近年来，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不仅正在严重冲击着医疗服务市场，而且已成为社会不和谐的因素。当前和谐医患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，医护人员同时承担着管理者、沟通者、照顾者、代言者、保护者及教育者等多重角色。因此，医护工作者不仅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、心理素质，而且要有高深的专业素质、广博的人文素质。知情、同意、自由、不伤害、最优化，这是国际社会认同的医学道德的最基本原则。我们应该采纳适应新时代发展的理念，加强医护人员人文素质的培养，营造良好的人文氛围，加强人文科学知识的学习并应用于医患活动中，达到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目的。